杨士龙
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就伊朗战事连续释放止战信号、声称美伊“正在谈判”，但伊朗方面多次否认这一说法。伊方25日晚以“5个必须”正式回应美方抛出的15点停战协议；27日又强调，只有伊朗才有权为结束战争设定条件，美国和以色列将被迫接受这一现实。
当前种种迹象显示，双方正经由调解方展开某种形式的接触，但伊朗战事何时结束，掌控权不全在美方。特朗普政府因这场冲突陷入四重困境，退出战事的意愿愈加明显。
两个误判
美国战略界普遍判断，特朗普实则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拖入美以伊冲突泥沼，至少出现两个误判，即“委内瑞拉模式”可在伊朗复制，以及伊朗政权将一击而溃。
战事初期所有信息显示，特朗普试图在伊朗复制“委内瑞拉模式”，但现实是，美国情报评估显示，遭受美以重创的伊朗政权不仅巩固了权力，而且立场愈发强硬。美方低估了伊朗国内应对外部威胁的高度共识和抵抗意志，这一误判正把美国拖入一个“边打边升级、但没有清晰终点”的循环。
尽管承受持续打击，伊朗并未出现战略层面的崩盘，其回应恰似运用了美国非合作博弈论学者托马斯·谢林提出的“可控升级施压”策略，即通过不断抬高对手成本，证明自己仍有能力让战争代价高到足以改变对手决策的政治运筹。从这个角度观察，伊朗的目标不是在军事上战胜对手，而是让“战争继续下去”这件事本身变得无法承受。
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名誉会长理查德·哈斯指出，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既未知会国会，也缺乏公众和盟友支持，再加上目标“一变再变”，“基本在没有缓冲的情况下发起”。特朗普政府正为“准备不足”付出代价。
哈斯认为，美国继续攻击的目标之一是削弱伊朗，但军事手段面临回报递减的现实，同时实现伊朗政权更迭的前景日益渺茫。战争成本会不断飙升，并外溢至经济、民意乃至地缘政治领域。美国必须现实地考虑结束战事的条件。
四重困境
误判伊朗局势，导致特朗普政府面临四重结构性困境。
其一，外交孤立。北约盟友拒绝特朗普派海军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呼吁。德国总理默茨明确表示，德国不会参与油轮护航的军事行动，伊朗战事并非北约事务。白宫即便想尽快收场，也难以利用北约其他盟友为自己解套。
其二，弹药消耗。公开的权威研究数据显示，战事爆发后36小时内，美军防空系统已用掉300多枚“爱国者”拦截弹，海湾国家则用掉280枚，更不用说发射的大量导弹等，而补充这些弹药或需数年。
曾在拜登时期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规划高级主管的托马斯·赖特撰文称，美国已消耗大量“战斧”巡航导弹等关键武器，被迫从韩国撤出“萨德”系统，并从日本调动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。
再考虑到美伊双方消耗的武器弹药就经济成本而言完全不对称，美方战争成本显著高于伊方，消耗战明显不利美方。
其三，政治裂痕。多项民调显示，美国大部分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动武，特朗普的支持率持续走低。“让美国再次伟大”(MAGA)阵营作为特朗普选民基本盘开始出现裂痕。一些MAGA“网红”公开质疑伊朗战事违背该阵营的“反对外干预”主张，从理念上动摇了整个阵营的基础。随着战事持续、油价居高不下，越来越多共和党选民感受到生活成本高涨之痛，MAGA阵营的现实基础进一步动摇。再加上美国股市下跌、国债收益率上升，白宫已不得不考虑如何压低油价，避免战争成本继续外溢。
其四，美以分歧。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非常驻学者埃里克·洛布分析称，美以分歧现在不只是“怎么打”，还在于“打成什么样才算赢”。这一分歧正成为影响此战终局的关键掣肘变量。
洛布将美以伊冲突与今年初美国对委内瑞拉行动作比，认为特朗普起初追求“委内瑞拉模式”，希望在伊朗取得有限成果，包括削弱伊朗、控制核风险、美方宣布“胜利”、尽快稳定油价，然后干净抽身。然而，本可充任伊朗政权内部“话事人”的拉里贾尼等人遭暗杀，影响特朗普推进“委内瑞拉模式”。拉里贾尼遇害后不久，时任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乔·肯特突然请辞，由此可看出特朗普政府内部有人不满以色列把美国拖入战事，也不赞同以方刺杀政治人物等手法。
洛布认为，以色列发起军事行动自始至终都瞄准政权更迭，因而选择最大化打击伊朗目标，包括军事能力、民用设施和政治人物。内塔尼亚胡坚持打击伊朗，也有逃避国内贪腐审判的个人动机。这意味着，只要以色列认定战争持续可削弱伊朗，白宫就很难干净抽身，美国并不完全自主掌握退出战事的时机与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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